大学哪些专业男女分布特别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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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一览：

• 1、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学科介绍
• 2、帮我介绍介绍哈佛大学!
• 3、大学哪些专业男女分布特别不平衡？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学科介绍

（一） 文艺学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学学科起步于1959年创办的“文研班”，当时由周扬任名誉主任，何其芳、何洛为主要负责人。“文研班”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艺理论学术骨干，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体系做出了努力。本学科1984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3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7年再度通过国家重点学科评估，2001年以来还招收、培养了6届博士后研究人员。
经过几代学人的长期努力，本学科立足于自己的传统、特色和风格，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整合学术资源，以文艺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文艺思潮与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四大研究方向为基础，以相关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与审美文化两个研究方向为延伸，使整个学科通过优势互补的学术格局达到了新的水准，并在一定程度上居于领先地位。
在基础研究方面，本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将最新的理论发展纳入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构。我们在海德格尔诗学、哲学解释学文论、神学解释学文论、精神分析文论、现象学美学与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文化理论与批评等研究领域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同时，我们也着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积极介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文艺思潮研究，并取得了较大拓展。
在应用研究方面，本学科参与了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纲要》的起草工作，关于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也对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学术平台的建设方面，本学科多次举办高规格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学术交流频繁。本学科还长期主办《马列文论研究》、《问题》、《文化研究》等三种学术集刊，并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两种学术月刊。
（二）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国人民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由老一辈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同志于20世纪50年代亲手创建，并由胡明扬教授长期主持。1981年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后又获博士学位授予权，形成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著名学者胡明扬、瞿霭堂、郭锦桴、陶沙、林杏光等均在此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为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本学科自创建以来，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语言学专门人才，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并与汉语言文字学学科一起主办学术辑刊《语言论集》、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
该学科语言学理论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语言和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主编）、《格辨》（译著）、《词典学概论》、《语法和语法体系》、《胡明扬语言学论文集》、《词类问题考察》（主编），郭锦桴《综合语音学》、《汉语声调语调阐要与探索》，瞿霭堂《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与劲松合著），贺阳《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现代汉语DV结构的兴起及发展与印欧语言的影响》、劲松《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骆峰《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建构》等。
该学科方言与社会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北京话初探》、《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关于北京话语音、词汇的五项调查》、《北京话研究》（主编）、《海盐方言志》、《海盐方言的存现句和静态句》，谢自立《天镇方言志》，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贺阳《北京牛街地区回民话中的借词》、《北京牛街回民的北京话调查》，劲松《中介语僵化的语言学意义》、《常州话前高元音的舌尖化》，吴永焕《临沂方言志》等。
该学科应用语言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教材的编写问题》，瞿霭堂《双语和双语研究》，李大忠《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李泉《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思考》、《基于语体的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构建》，罗青松《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研究》、《对外汉语写作教学的特点和原则》，张卫国《汉语研究基本数理统计方法》、《ICON教程》、《三种意义、三类定语和三个槽位》、《定语类型和槽关系类型的对应及其对名词语义分析的作用》等。
该学科目前有在职教授5人，副教授5人，讲师4人。目前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项（“汉语国际推广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现代汉语单音形容词句法语义研究”），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1项（“间接语言接触的个案调查与理论研究”），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十五”科研规划项目1项（“面向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语体研究”）。
（三）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1928年，吴玉章在苏联和瞿秋白、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新文字产生后，吴玉章等用新文字在苏联远东中国工人中进行扫盲。不久，新文字传入国内，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新文字的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吴玉章回国，在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和新文字干部学校校长，在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用新文字扫盲和提高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吴玉章在数十年的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理论，在汉字研究和文字改革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60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校属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所，吴玉章校长一度亲任所长，作为新中国最早成立的语言文字研究所，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研究所现归属文学院。
该学科已形成文字学研究、音韵学研究、词汇学研究、语法学研究四个分支方向：
文字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宋永培《〈说文〉汉字体系研究法》，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汉字与历史文化》、《<说文解字>校笺》，冀小军《说甲骨文中表祈求义的“ ”字》、《“刑天”补释》，李禄兴《现代汉字学要略》、《试论现代汉字字素》。
音韵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陈复华《古韵通晓》（合著）、《汉语音韵学基础》，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 《藏语声母演变的几个问题》，高永安《明清皖南方音研究》， 郑林啸《〈篆隶万象名义〉声系研究》。
词汇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宋永培《〈说文〉与文献词义学》、《〈说文〉与上古汉语词义研究》、《古汉语词义系统研究》，韩陈其《汉语羡余现象研究》、《汉语词汇论稿》、《汉语借代义词典》，朱冠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视界》、《从中古佛典看“自己”的形成》。
语法学研究方向的重要成果有：周生亚《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古代诗歌语法》，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殷国光《〈吕氏春秋〉词类研究》（获第七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二等奖、全国普通高等院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上古汉语语法研究》，李林《古代汉语语法分析》（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龙国富《姚秦译经助词研究》等。
该学科历年来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还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学科一起主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月刊和《语言论集》辑刊。
（四）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在1998年以后成为独立建制，逐步开始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并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研究课题。该学科包括两个研究方向：
1、传世语言文学文献研究。重要成果有《<说文解字>校笺》、《<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吴梅村年谱》、校注本《欧阳修全集（1-6）》、《古籍阅读基础》等。
2、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内容包括文献作者、时代、内容、传承关系的研究；出土文献的校勘、标点、注释；出土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字典、词典和字形表的编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等。重要成果有《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出土文献文字的整理》、《战国楚简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考辨》、《汉代简牍遣策的物量表示法与量词》、《张家山汉简与<说文>合证》、《吐鲁番文书〈苍颉篇〉研究》等。
（五）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语言文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学科奠基人是老一代的著名学者谢无量、冯其庸等。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我国最早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冯其庸先生1960年代主编的《历代文选》本来是中文系的教材，出版后风靡一时，不断再版，成为影响几代人的古代文学读本。
1980年代以后，该学科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冯其庸教授的《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石头记脂本研究》、《论红楼梦思想》、《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等一批红学著作享誉海内外，奠定了他作为一代红学大师的地位。朱靖华教授则成为苏轼研究界的重要一家，其《苏轼新评》、《苏轼论》、《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等受到广泛关注与好评。此外，李永祜教授点校的百回本新版《水浒传》（中华书局出版）被学界誉为最好的整理本；其论文《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1987年获中国《水浒》学会优秀论文奖。吴小林教授则在唐宋散文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著有《唐宋八大家》、《柳宗元散文艺术》、《王安石传》等。
2000年以来，该学科逐渐完成了学术队伍的新老交替，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国古代文论”三个日趋成熟的研究方向，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省部级项目7项。
该学科“中国古代文论”方向的标志性成果，有蔡锺翔、黄葆真、成复旺历时九年完成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该书获得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蔡钟翔、成复旺等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成复旺的《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中国艺文理论志》、《神与物游》，袁济喜的《六朝美学》、《六朝清音》（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两汉精神世界》，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方回的唐宋诗律学》，林湘华《禅宗与宋代诗学理论》等。
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方向上的代表性成果，有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获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的生命意识》、《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获吉林省优秀社科一等奖）、《汉代文学的情理世界》，冷成金的《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文学与文化的张力》、《隐士与解脱》、《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诸葛忆兵的《宋代文史考论》、《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徽宗词坛研究》，王昕的《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述》、《漫说三言二拍》等。
该学科在“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方向上的重要成果，有张国风的《<太平广记>版本考述》、《<儒林外史>试论》、《<儒林外史>及其时代》、《传统的困窘》，叶君远的《吴梅村年谱》、《吴伟业评传》、《清代诗坛第一家》、《中国古代文体丛书·诗》，王燕的《晚清小说期刊史论》等。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六）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创立可以一直追溯到蔡仪教授1950年出版的《新文学讲话》，它是全国“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一批文学史教材之一。汪金丁、林志浩两位教授为学科奠基人。1960年，由林志浩教授主编、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师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问世；1979年，经过修订的同名教材再次出版，同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被当时国内大学采用最多的教材。经过两代学者的努力，至1980年代，该学科发展成为国内同专业中少数几个专业方向齐全、梯队整齐并具有影响力的学科群体。
1981年，该学科获得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共招收了二十余批硕士研究生，包括来自日本、韩国的硕士研究生。2002年后，开始招收“现代文学思潮”方向的博士研究生；2006年后，扩展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思潮”三个专业方向。
1960-1980年代，该学科较有优势的研究领域是“鲁迅研究”、“文学史研究”。其中，标志性的学术成果是林志浩的《鲁迅传》、《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另外，还有赵遐秋《中国现代小说史》、《徐志摩传》、张慧珠的老舍研究、阎焕东的郭沫若研究、马德俊、王清波的中国新诗史和当代诗歌研究等等。这些成果，都为该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95年后，该学科开始进行新老队伍的交替，在任教师全部拥有文学博士学位。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基础上，该学科又增设了“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中国新诗史”、“四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史问题”等研究领域，逐渐形成囊括本学科三个专业方向、且具有较大影响的学术队伍。
1990年代以后，该学科又完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其中程光炜《艾青传》、《文化的转轨》、《中国当代诗歌史》，李今《海派文化与海派文学》、《三十年代俄国文学“汉译”》等著作，是较具代表性的成果，被许多相关论文经常引用和转述；孙民乐、姚丹和张洁宇等年轻学者的著作《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变革》、《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活动》、《荒原上的丁香》等，也引起了学界的较多关注。另外，该学科老师联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几位学者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先后被列入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十一五教材”，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和多所重点大学中文系的必修课教材和考研参考书，并被日本、韩国、台湾的一些大学列为教材和参考书。王家新教授为全校学生和本系研究生开设的“中外诗歌欣赏”、“新诗的创作与研究”，成为该学科新近增加的“创造性写作”课程中的亮点之一。
该学科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基金项目（含重点）4项。其中，获得省部级奖励1项，核心学术杂志“年度优秀论文奖”2项。该学科还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七）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是由缪朗山、赵澧、茅于美、王金陵等老一代学者在1960年代建立，当时是国内最早培养导师制研究生的单位，并于1963年开始招收“外国文艺理论史”研究生，1981年又成为全国高校最早的三个“世界文学”硕士点之一。1996年以后开始招收“西方文艺理论”、“比较诗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方向或专业的博士生；2005年建立独立的博士点；2008年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学科。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该学科的“比较诗学与西方文论”、“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比较文化与艺术批评”等三个研究方向已经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一支精通外语（包括英、法、德、俄、日、希腊、拉丁等语种）、学有专攻并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队伍。
该学科在任全部教师，均有在国外长期学习或从事研究的经历，其中3人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完成的学术成果中，包括英文著作2部、德文著作1部、A&HCI检索论文5篇。同时该学科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项，省部级项目9项，国际合作项目4项；获国家级奖励2项，省部级奖励6项；主办学术辑刊《基督教文化学刊》（已出版18辑并自2005年9月起被列入CSSCI核心期刊数据库）、《对话》（已出版2辑），主编学术月刊“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外国文学研究》。
该学科在西方原典译介方面的标志性成果，有章安祺编订的《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赵澧、徐京安、黄晋凯等主编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象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等“外国文学流派研究丛书”，章安祺、杨恒达翻译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以及近些年杨恒达主译的《尼采文集》，杨慧林主编的“西方文学与基督教书系”、“当代诠释学译丛”，王以培翻译的《兰波作品全集》，夏可君编译的《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让-吕克·南希：解构的共通体》等。
该学科在文学史与文论史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赵澧、黄晋凯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章安祺、梁坤主编的《外国文学名著批评教程》，杨慧林、黄晋凯合著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获国家新闻出版署第六届外国文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梁坤《20世纪俄语作家史论》、《末世与救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主题的宗教文化阐释》，范方俊《20世纪中外现代戏剧》，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获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章安祺、黄克剑、杨慧林合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从柏拉图到尼采》。在此基础上，杨慧林、章安祺、黄克剑、耿幼壮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课程建设”于2004年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年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该学科还充分发挥跨学科研究的相对优势，分别从艺术学和宗教学的视角，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专题研究论著系列。如杨慧林《神学诠释学》、《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移动的边界》、《废墟中的记忆》，杨恒达《诗意的叛逆》，耿幼壮《视觉·躯体·文本》、《破碎的痕迹》、《书写的神话》，雷立柏《古希腊罗马与基督教》、《论基督教的大与小》，夏可君《幻像与生命》等。在专题研究方面的外文成果则有杨煦生Immanente Transzendenz: Eine Untersuchung der Transzendenz-erfahrung in der antiken chinesischen Religiositat mit Berucksichtigung des Konfuzianismus（德国 Tubingen University Press, 2004），杨慧林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 of Yang Huilin（美国 M. E. Sharpe, Inc., 2004）、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China （co-edited, 美国Cambridge Scholars’ Press, 2006）等。
（八）电影学
为适应当代影视文化的新发展格局，文学院在原有文艺学学科基础上重新整合影视与新媒体艺术研究力量，于2004年12月成立了影视与新媒体艺术教研室。该学科在2007年2月正式获得电影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从2008年开始面向社会招收电影学硕士研究生。该学科拥有：教授2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
该学科是文学院最具发展潜力的专业之一，拥有一批长期从事影视和新媒体教学与研究的专家学者。其中潘天强、许鹏教授等都曾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中青年教师陈阳博士、孙柏博士等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并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科研究立足于影视基础理论和批评，在坚实的史论以及批评研究基础上，关注并追踪当代高科技传媒手段对视听艺术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关注并追踪以视听媒体为代表的新型艺术形式的传播与发展对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上述文化现象的症候、特性并及时从理论的高度上给予深入的总结。
该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本学科教师出版专著和教材有《新编西方电影简明教程》（教育部审定研究生教学用书，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新媒体艺术论》（国家十一五重点教材），《电视剧：文学与艺术间的行走——90年后电视剧问题研究》，《丑角的复活——西方戏剧文化的价值重估》等。参加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如：“电影电视批评理论与实践”(国家社科基金),“网络文艺的传播机制与审美特征”（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等。
本学科有三个重点研究方向：
* 研究方向一 电影史和电影理论
该方向涉及电影史和电影理论两方面的知识体系，电影史包括中国电影史以及港澳台华语电影各个阶段的发展历史及当代的美学特征，外国电影史包括西方电影史以及国别电影史的各个阶段和当代电影的发展状态，东方电影史及其日本、韩国、印度、伊朗电影的研究作为空白可以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电影理论涉及电影自身的理论阐释和争论以及相关学科对电影理论的美学阐释。
* 研究方向二 影视批评与制作研究 该方向一、从美学、文学、思潮、图像、受众等不同视角对电影电视批评、鉴赏作理论和方法上的研究，并探讨其美学标准和审美特性。二、制作理论包括：（1）电影电视的剧作理论如文学性、原创性、叙事性、剧作构成、视像剧作的特性等。（2）影视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历史和现状的理论研究，包括管理、法规、宣传、策划、生产、销售、统计等。
* 研究方向三 影视与新媒体的文化形态
文化形态表明该方向以影视为基础关注更高和更广义的研究层面，如意识形态、政治学、历史学、符号学、现象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经济学；影视与新媒体表明该方向的研究范围着重以影视的新的传播方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如网络、数码技术、动漫、游戏、语言转换、双向互动等。
培养一流的人才，创造一流的学术——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始终不渝的办学目标。
以学生为本、德才并重，以学人为本、知行合一，以学术为本、教学与科研互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潜心持守的教育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将永远敞开自己，迎接天下英杰、八方才俊。

帮我介绍介绍哈佛大学!

介绍

美国第一所学府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在那里开拓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已经有了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

当初哈佛学院的创办者把剑桥大学的模式移植过来，学院最初定名为“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1639年，为了纪念学院的创办者和建校费用的主要捐献者约翰·哈佛（John Harverd），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将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
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 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的文字，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
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在竞争中争先

1693年，北美第二所学府威廉·玛丽学院（今弗吉尼亚大学的第一所学院）诞生。1701年，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的第一所学院）成立。这两所学院的出现，使哈佛学院有了伙伴和竞争的对手。18世纪下半期，北美洲陆续建起了9所学院，新建的学院虽然大体上仍沿袭英国古老学府的模式，毕竟时代不同了，受欧洲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的影响，数学和自然科学陆续挤进这些学院的教学领域。受英国古老大学传统影响较深的哈佛学院，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1727年，哈佛学院建立了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讲座，这是顺应时势的变革之举。此时，北美产业革命的势头兴起，新兴的工商业对应用科学的需求使哈佛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么墨守成规，这将失去它在北美高等学府中的领袖地位；要么推陈出新，以求继续执掌北美学府之牛耳。哈佛选择了后一条路。
数学和自然哲学教授讲座开设后，哈佛学院还置备了一批科学仪器和设备，教授们用实验的方法，向学生讲授天文、物理和化学知识。在数学领域内，设立了测量术和航海术等技术学科。1780年，医学教授讲座的建立，促进了植物学和化学的研究。教授们开展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在北美和英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自然科学终于在哈佛建立起牢固的阵地，并对其它学院产生影响。
1775-1783年，北美13个英国殖民地爆发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哈佛学院顺应潮流，站在同情和支持独立战争的正义事业一边。在马萨诸塞，几乎所有著名的革命者都是哈佛的毕业生，包括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75年7月3日，乔治·华盛顿在哈佛学院所在地坎布里奇就任北美独立战争军队的统帅，他的司令部也一度设在坎布里奇。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后，哈佛学院给独立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约翰·杰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任首席大法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首届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长）等人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到1780年，哈佛学院已先后建立了神学、数学和自然哲学、医学等教授讲座，学院升格为大学。按照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必须拥有3个学院的联合体，才够格称为大学，当时马萨诸塞州议会竟破格承认哈佛学院升格为大学，这既是厚爱，也是鞭策。哈佛大学继续抓紧自身建设，1816年设立了神学院，1817年设立了法学院，加上原有的以文理为主科的哈佛学院，一共有了3个学院，成为名副其实、名正言顺的大学了。19世纪上半叶，哈佛大学的影响已超出马萨诸塞之外，及于美国中部和南部。
在北美独立战争初年，哈佛学院的基金，连同地产的租金在内，不足1700英镑。战后的1793年，哈佛的基金已超过18.2万美元。到了19世纪,由于校友的赞助，哈佛大学的基金稳步上升，1800年为24.2万美元，1869年为225万美元。
在此期间，哈佛大学的课程设置有了较大的变化。1790年，哈佛大学开设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包括天文学）、英文写作、哲学（包括形而上学、道德和政治）、神学、自然科学，希伯来文和法文两科由学生任选一科。哈佛大学课程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在此时期，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洪堡关于大学教育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三条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二者统一的原则；教育与研究统一的原则和科学统一的原则。洪堡不仅提出了大学改革的理想，并在他倡办的柏林大学中付诸实践，提倡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成为德国新型大学的榜样。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一些青年教授，曾经留学德国，受到德国大学的影响，他们要求改变英国大学的模式，转而以德为师，效法德国大学的一套制度。1825年，有4位青年教授联名提出4项改革意见：减少古典文学课程的比重；重视对现代外国文学的研究；设立研究生的学位制度；按照学生的能力分班教学。这4项意见当时未被采纳。
1829年，昆西（J.Quincy）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大刀阔斧，极力扭转哈佛大学的方向，大力倡导重视理科的教学。他任职16年（1829－1845），在哈佛大学办起了理学院，建立了一座天文台。18世纪和19世纪，随着哈佛大学的发展，学校课程内容范围扩大了，重点转换了，自然科学受到了极大重视。
1869－1909年，化学家埃利奥特（Charles.William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任职40年，把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他使法学院、医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并且新建了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注册学生从1000人上升到3000人，教学人员从49名增加到278名，学校基金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2.25亿美元。
1909－1933年，洛厄尔（Abbott Lwrence Lowell）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重新制定了大学本科生课程计划，实行课程的集中与分配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洛厄尔实行的导师制，至今仍被哈佛大学沿用。洛厄尔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哈佛大学实行住宿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在大型的综合大学中，本科生都有一个小型的学院环境，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年住在哈佛校园内或附近的宿舍中，一年以后，学生们分住在12幢宿舍楼内，还为少数走读生设置了第13幢宿舍楼。每幢宿舍楼内有一位住校教师和一个导师组，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此外，每幢宿舍楼还设有餐厅、图书馆，在宿舍楼区，经常开展各种有趣的体育、社会和文化活动。
近几届的几位校长，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普西（Nathan Marsh Pusey），博克（Derek Bok）和现任校长陆登庭（Neil L Rudenstine）等都对哈佛大学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提高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同时也尽力发挥哈佛大学作为研究机构的出类拔萃的作用。
科南特1919－1953年历任哈佛大学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校长，他在哈佛大学实行校外特别委员会制度，用这个机构来评议学校教师的资格和任期。他还创建了一项普通教育方案，除主修课程以外，向所有本科生提供广泛的学习领域。
1953－1971年，普西任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哈佛大学进行了美国高等教育史规模最大的募捐活动，为哈佛筹集资金达8.25亿美元，这项活动提高了哈佛大学教师的薪金，扩大了对学生的资助，建立了新的教授职位，充实了教学设备。
1971年以来，博克担任校长，他精心处理了高等教育中一些主要问题，包括行政管理、少数民族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换等问题，博克校长还重新组织了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把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引进到哈佛大学的各个研究生院和各个系科。
1991年，陆登庭出任第26任校长，作为更好地协调各学院和教师关系的一部分，他开创了一个集中的全校范围的学术计划，目的是辨别出哈佛最主要和优先的部分。另外，陆登庭还强调大学的责任：优秀的本科教育，大学的门始终向不同经济阶层的人敞开，研究型大学如何适应信息快速增长和严重财政约束的时代，在一个自由表达的社会中迎接挑战。

课程的不断改革与更新

哈佛大学36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发展与变革互相推进的历史。
创建后一个半世纪的哈佛学院，一直是以英国的牛津、剑桥两所大学为模式，以培养牧师、律师和官员为目标，注重人文学科，学生不能自由选择课程。19世纪初，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号角在哈佛吹响了，崇尚“学术自由”和“讲学自由”。“固定的学年”和“固定的课”的老框框受到冲击，自由选修课程的制度逐渐兴起。在哈佛学院也有人倡议实行课程选修制度，这种革新的要求遭到传统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倡议在哈佛未得实现。
然而，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适应学生个性的呼声日益高涨。1839年，哈佛大学再次发动课程改革。1841年，哈佛正式实行选课制，但在保守势力的反对下很快又有所倒退。
19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地位逐步提高，工程师、自然科学家和工业技术人才得以和律师、官员等并驾齐驱。形势的变化对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十分有利，选修制再次兴起，哈佛又一次走在了改革的前列。
1869年，年仅35岁的埃里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此后他担任校长40年，是推行选课制的主将，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哈佛大学全面实行选修制。到1895年，只有英语和现代外语仍为必修课，其它均为选修课。美国许多高校纷纷步哈佛大学后尘，减少或废除必修课，增加选修课。
按照自由选修制的要求，攻读一种学位，可有16门课程供学生选修，只要符合规定，便可取得相应的学位。这种方法打破了固定的四年学制，成绩优异者三年内即可取得相应的学位，可称得上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在埃里奥特的努力下，哈佛大学招聘名流学者任教，选修课程开设超过其它大学，学生的知识面扩大，学习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埃里奥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改革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他强调高等学校要给予学生三个法宝：一是给学生学习上选择的自由；二是使学生在所擅长的学科上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三是使学生的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使学生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
1909年，洛厄尔出任校长，他在保留自由选课制优点的前提下又提出了新的教改方案，从1914年起，实行"集中与分配"制。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以保证重点；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程从3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以保证学生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余下的课任学生自由选择。这种制度既保证专业课学习的深度，又能扩大学生的视野，也可给学生的个人爱好留下适当的余地。
1933年，化学家科南特担任校长，他励精图治，于1940年主持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课程改革。经过5年的反复研究，提出了专门报告，主张加强普通教育。哈佛大学按照专门报告的建议，又作了5年实验，在1951年正式推行“普通教育”制度。按照普通教育制度的规定，第一，一、二年级的学生，要从自己所在的系中选修6门专业课，再从人文、社会、自然三大类别的普通教育课中各选一门，共3门课，另外还需从其他系的课程中至少选3门；第二，三、四年级也设有普通教育课，没有学过一、二年级普通教育课的，不得选修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学生可以选修一部分三、四年级的普通教育课；第四，学生不得选修属于同一个考试组的两门课。这样做，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的很紧密，而且先后有序，互相衔接。这种办法吸取以前制度的优点，加以综合，形成了以通讯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度。
哈佛大学学生成绩的计分方法一般有四种：第一，按A、B、C、D、E五级计分，A为最高分；第二，及格和不及格；第三，满意和不满意；第四，有学分和无学分。
哈佛大学的课程改革并没有停滞不前，他们又进而研究在普通教育中哪些课程是核心课程，或称基础课程。他们深切认识到，不论学习任何专业，都必须有深厚的基础知识。“根深叶茂，本固枝荣”，这一思想在哈佛大学是很明确的。
德里克·博克于1971年出任校长，他十分关注大学本科的基础教育，采取了有力的措施。20世纪初，美国一般大学文科的课程是按照纵深与横亘相结合的原则来设置的，既让学生对某一领域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又要求学生对其他领域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到20世纪中期，则要求学生在知识广度方面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有概括的基本的理解。到了六、七十年代，以上的课程模式再度受到挑战，由于人类的知识领域空前扩大，各学科之间过去的传统界限已被冲破，使得传统的文科课程结构处于不得不改革的局面。1973年，博克校长任命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为哈佛文理学院院长，责成他负责研究文理学院的目标及哈佛本科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号召教师们献计献策，以集思广益，重新制定有关大学教学的目的和方法。罗索夫斯基任命威尔逊教授研究共同基础课问题，于1976年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威尔逊报告”。这份报告主张制定一种强制性的共同基础课程，以后又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由罗索夫斯基院长亲自主持进一步的修改工作，结果于1978年提出了关于共同基础课的报告，并决定于第二年开始付诸实施。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哈佛大学是不断适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断革新的，这种改革不是凭单纯的热情而匆忙从事的，改革不是孤立进行的。这些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工作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哈佛大学的机构

哈佛大学的校务领导机构，一是哈佛大学董事会，另一个是校务监督委员会。

哈佛大学董事会

哈佛大学董事会，负责大学的财政和校务的管理。有关教育政策和机构设置的重大事务，由校长和各部门主任向董事会提出讨论定。哈佛大学各个研究生院院长和各个系的系主任，都由校长任命。

校务监督委员会

哈佛大学校务监督委员会，由30名成员组成。这些成员大多由哈佛学院和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的校友中选举产生，任期为6年。校务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对大学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就有关大学的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提出建议，支持学校的重大活动。

历久常新的生机所系

在世界著名学府之林中，哈佛大学算得上是一株不老松，探讨这所名牌大学长盛不衰之所系，是各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其之所以能够历久常新，与时俱进，值得各个大学借鉴。

一、革故鼎新。初建时期的哈佛学院，其规模只相当于旧中国乡间的一所村塾，如今已发展成为规模宏大、设备先进、成就卓越、影响深远的全美学府之首，这不是上帝恩赐，也不是自发而成，而是哈佛人艰苦创业，不断革故鼎新的结果。事实证明：新陈代谢，革故鼎新，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哈佛从仿效英、德到独创新制，由只学固定课程到采取自由选修制、集中和分配制、普通教育制，以致形成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等等，无一不是革故鼎新的结果，时至今日仍未止步。这是一所学校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所在。
二、质量并重。哈佛初创时，只有教师一人，学生四名。现在，教师人数已超过两千，学生人数近两万名，数量的发展是惊人的。哈佛在发展中并未忽视质的提高，坚持质量并重。保证教育质量，除了指导思想明确以外，比较重要的措施有两条：一是充实和完善设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佛的教学设施、实验室、图书馆、博物馆等等都是第一流的；二是重视人的素质，教师要严选，学生要精挑。对于学生的录取，哈佛是相当严格的，获准入学者约占申请者的10－20％，大多数新生入学前的中学成绩为A等。由于教师阵容强，学生起点高，再加上物质设备等其他条件，才保障了哈佛有相当高的教育质量，在美国以致全世界的高等学校中名列前茅。
三、教研结合。世界上著名的高等学府，都已成为“两个中心”，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哈佛是其中的佼佼者。事实表明，教师水平再高，也需不断进修。哈佛的教师都有科研任务，哈佛的高年级学生或成绩优异者也在学习的同时，从事一定的科研工作。哈佛图书馆、博物馆、既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机构，本身也从事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做到了教学、科研结合，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四、内外协作。哈佛大学内部各单位息息相通，许多学生可以交叉注册、跨系跨学科进行学习，哈佛又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牌大学和有影响的科研机构通力合作。内外协作，使得哈佛大学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扬长避短，发挥最佳的效益。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哈佛的社会学相对于哈佛大学的历史来说显得很年轻。哈佛大学始建于1636年，是美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但哈佛的社会学创建于1930年，不仅晚于欧洲的社会学，在美国本土来说也算是后起的（1892年芝加哥大学创办的社会学系是全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但是，哈佛毕竟是哈佛，由于这里是学术文化的重镇，因此哈佛社会学系创办不久，即成为北美社会学的一个研究中心，也开创了世界社会学发展的新阶段。甚至有人这么说：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学开始了她的“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的发祥地就是哈佛社会学系。这与当时许多著名社会学大师的成就是分不开的。
首先是哈佛社会学系的始创者俄裔社会学家皮季里姆·索罗金(P. A. Sorokin, 1889—1968)，他被视为老一辈社会学家中的最后一个拓荒者，被列为跟斯宾格勒、罗素、汤因比等大师齐名的20世纪的杰出人物。他的一生传奇而富有开拓性，他曾是一位具有戏剧性色彩的政治活动家。1922年索罗金被前苏联驱逐出国后，很快就到了美国。1930年，他加入美国国籍，并转到哈佛大学任教，直至1959年退休。
索罗金最重要的成就是在哈佛期间做出的。在这之前，哈佛大学尚未设立社会学系。他一开始被安排在经济学系。1930年在他的倡议下，学校组建了社会学系，索罗金为第一任主任，任期长达12年。新创办的社会学系很快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以至时间不长哈佛就成了美国社会学界的一个学术中心。曾在哈佛执教或学习的重要人物包括帕森斯、霍曼斯、默顿等。他们许多人后来是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巨擘。
1942年，索罗金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后由帕森斯接任。索罗金逐渐偏离了社会学研究。40年代末，他创立了“哈佛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中心”，转向了利他行为研究，并进一步发展了比较社会研究和对美国社会的批判。从40年代到60年代，索罗金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形象有些不合时宜。他抨击现代集权的军事工业社会，认为西方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接任社会学系主任之后，开创了哈佛社会学的辉煌时期。以他为代表创立的功能主义学派的出现，也标志着现代社会学的开端。帕森斯于1927年到哈佛大学任教，先在经济学系，1931年到了新成立的社会学系，在索罗金的手下工作。尽管他们的合作并不成功，但帕森斯的脚跟越站越稳。1944年他接任系主任之职，并于1946年改组为社会关系系，任职到1956年。到1973年退休，他在哈佛任教达46年。
帕森斯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的成名作是1937年发表的《社会行动的结构》。此书奠定了他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地位，它也被看作对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经典之作。这项成果根本改变了美国社会学界理论贫乏的境况，显示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价值。由此使美国社会学步入了所谓的“黄金时期”。
帕森斯实际是一位少有的理论家，他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对社会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到20世纪40年代末，帕森斯的学术研究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的阶段。以《社会系统》为代表，形成了他的具有系统论特征的功能主义观点。重要的是，他在新改组的社会关系系，联合了大批有才学的人物，以此建立了他的一个社会学帝国！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帕森斯就与社会学系的一批有才干的研究生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这些人包括默顿、戴维斯、约翰·赖利、维廉斯、穆尔等。这就是所谓的“哈佛圈”（Harvard circle）。他们以帕森斯和默顿为核心，共同讨论功能主义理论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功能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学的第一个最具影响的理论流派出现了。
提到功能主义学派，我们不能不说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他虽然于1939年离开了哈佛，但他与哈佛有着不解之缘。
默顿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争取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成了新成立的社会学系的首批研究生，受教于索罗金等名师。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默顿毕业后，先在哈佛大学作了两年多的讲师和导师（tutor），随后到新奥尔良的土兰(Tulane)大学任教。1941年起转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对默顿学术生涯影响最大的学者，首先就是索罗金。默顿后来回忆说，他之所以看似狂妄地选择哈佛大学，就是因为索罗金在那里。他说索罗金就是自己寻求的导师，正是索罗金吸引着他到了哈佛并接触到了广泛的欧洲思想。默顿一进校就做了索罗金的研究助理和教学助理，他说自己甚至成了索罗金的替身，每天都到他的办公室去，替他做许多事情。所以默顿较早地参与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如他1934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法国社会学的学术论文，就是替索罗金作的。他还较早地参与了对涂尔干社会学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他参与了索罗金宏伟的《社会和文化动力学》的研究项目。这些方面的研究为默顿后来自己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甚至起了一种定型的作用。
对默顿的学术成长有很大影响的第二位人物就是当时年轻的教师帕森斯。默顿说真正开启他的社会学思维的人，不是索罗金，而是帕森斯。在哈佛期间，帕森斯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对手；他们共同提出了功能主义观点。默顿等当时经常去听帕森斯所开设的理论课，课后又在一起讨论。帕森斯当时正在撰写《社会行动的结构》，默顿曾仔细读过其手稿，并提出了批评意见。
尽管帕森斯的理论观点引起了默顿很大的兴趣，但从一开始，默顿的理论取向和风格就与帕森斯有极大的不同，甚至其理论分歧比我们想象得还大。默顿与帕森斯并称为功能论的“巨子”，但其理论取向相去甚远。帕森斯追求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一元性，追求的是“宏大理论”；而默顿则强调理论的经验性和多元性，倡导建立“中层理论”。前者属“刺猬”，而后者属“狐狸”。因此，从一开始默顿与帕森斯走的就是不同的理论道路。
乔治·霍曼斯（George Homans, 1910-1989）也是哈佛社会学的大师之一。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开始学的是英国文学。后来由于受到了生物化学家L. Henderson和心理学家、“霍桑实验”主要组织者梅奥的很大影响而转向了社会学。他成了当时哈佛大学帕累托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早期开展了对帕累托的研究。
1939年霍曼斯到社会学系任教，但1941年他被征兵入伍。直到1946年，帕森斯组建社会关系系时，他才又回到社会学系任职。1970—1975年间他任社会学系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 《人类群体》（1950）、《社会行为及其基本形式》(1961)等。他后期受B. F. Skinner的影响，主要倡导一种行为主义的研究取向，强调对社会现象的心理学解释，从而与流行的功能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抗。
在帕森斯组建社会关系系时，与霍曼斯一同任职的还有著名的社会学家萨缪尔·斯托佛（Samuel Stouffer，1900-60）。他曾在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专长于定量分析方法。他在哈佛大学组建了“社会关系研究室”，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研究。其主要著作《美国士兵》（1949）对群体动力学和社会研究方法都有突出贡献。在哈佛大学斯托佛更重要的影响在于跟帕森斯联手为研究生所开设的课程。他与帕森斯在学术研究风格上虽然不同，一位专长于实证研究，一位专长于理论思辩，但在他们一同主持的研究生课上，各有所长，相互补充，从而使学生受益匪浅。
随着这些社会学大师的相继谢世，哈佛社会学似乎失去了其昔日的辉煌。然而，这些大师的遗风尚存，余威尚在。故在哈佛社会学系的小会议室墙上，赫然写着：

You can go anywhere with a degree in sociology（你拥有了社会学学位，天南海北任你飞）！

大学哪些专业男女分布特别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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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专业繁多，男女比例失调的专业也不在少数，据我观察， 机械土木专业男多女少，外国语学院等文科学院女多男少 。这算是众多专业中表现突出的几个院系了。其实男女失调的问题也没什么办法，毕竟男女天生兴趣不同，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这几个专业吧。

1、 土木机械男多女少的根源要归咎于文理分科 。众所周知，超过一半女孩子们对数理化并不感冒或者说压根就没怎么学会，所以本来文理分科的时候这些专业就注定要就是很大一部分女同志了。况且这些专业向下分支很多，各班女生越分越少，男生们自然苦不堪言。女孩子们倒是享受着众星捧月的生活了。

2、外国语学院女生多的原因一方面是文理分科，使得一些对理工科感兴趣的女孩子们压根没办法报考类似的专业，所以就只能委屈自己挑一个外语学学，另一方面是文科可以选择的专业着实不多。 像法学，经济学，外语这三大文科类专业就把七八成女生资源分走了。

像我们外院法语系，男女比例达到了夸张的10：1，这是何等的待遇。其实不然，由于女孩子太多， 身为男生必然要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像开学去搬新书，平时志愿活动需要开力气，班级聚餐要扛东西，难免男生要多做一些。不过干完活之后女孩子们温柔的说一声谢谢心里面还是感到很开心的，这一点可能就是理工男们最嫉妒的一点啦。 377招生网

总之， 大学很多专业都多多少少存在一些男女比例问题， 再加上平时本就与同学来往不多，所以使得大学男女们恋爱困难，常常跨院打听小哥哥小姐姐。但是题主也不必担心，学习才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知识最终会伴随我们一生，男女朋友之类的，可以往后缓缓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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